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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收大员”到鞍钢功臣

    在鞍钢的建设上有这样留个人不应该被忘记应该永远被纪念。
    他们,是这六个人——靳树梁、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王之玺、毛鹤年。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足迹——同在德国留学,同为国民党政府接收“昭和制钢所”的大员,同为鞍钢建设作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们,四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人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

    他们,因为今年3月我国钢铁冶金工业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邵象华的离世,便全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们,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不会遗忘他们,鞍山人更不应遗忘他们……

筹建钢铁厂齐聚德国

    原本,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际遇。

    靳树梁、杨树棠、王之玺师出同门——都是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创办于1895年,是清王朝效法西方开办的在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毕业生。三人都是河北人,都就读于同一个专业——冶金系,只不过同系不同届。靳树梁年龄最大,1899年生,比王之玺大4岁,比杨树棠大10岁。

    实际上,靳树梁也是六人中年龄最长者,李松堂小他9岁,毛鹤年小他12岁。邵象华是六人中最年轻者,靳树梁大邵象华14岁。邵象华是浙江人,毕业于浙江大学,他和李松堂都是南方人,李松堂生在江苏,毕业于同济大学。毛鹤年生于北京人,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

    六人都抱有“工业救国”的梦想。李松堂曾撰文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安于国家落后民族危亡的处境,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工科,希望施展报国之志。”邵象华的家人告诉记者:“他的思想很朴素,中国要强大,必须有钢铁,因为帝国主义正是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

    1936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准备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厂——中央钢铁厂。为了培养人才,便在全国选调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送往德国留学。于是,1937年初,靳树梁、杨树棠、李松堂及另外五名大学生赴德,在克虏伯公司所属的各钢铁厂实习。期间,身为领队的靳树梁还对占德铁产量十分之一的莱茵村钢铁厂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迄今为止还珍藏在鞍钢。

    此时,已获美国普渡大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毛鹤年,正在克虏伯钢铁厂爱森电厂任见习工程师,他是六人中唯一从事电力的。不久,王之玺和邵象华也来到德国。原来,两人大学毕业后都赴英留学。王之玺到英国设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就读,邵象华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为筹建中央钢铁厂,两人都被派到德国克虏伯公司实习。就这样,因筹建中央钢铁厂,六人齐聚德国。

投身抗战显身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央钢铁厂不得不缓办,回国的六人在抗战的洪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靳树梁来到国民政府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拆迁汉阳钢铁厂和六河沟钢铁厂至大渡口,以及组建威远钢铁厂。

   王之玺前往昆明,参与筹建云南钢铁厂。

   毛鹤年到重庆大学教书。

   邵象华应邀到武汉大学任教,为该校创建了冶金系。不久,他负责在重庆綦江创办一个小型现代化钢铁厂,设计出中国第一台新型平炉,并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钢铁实干队伍……

   杨树棠回国后,来到生产军用钢的第二十四工厂取,他的儿子杨鞍生告诉记者:“在那里,爸爸先后成功地炼出第一炉75毫米炮筒钢、汽车弹簧钢和不锈钢,还首次制造出冷铸轧辊,从此结束了中国进口钨铁、铬铁、轧辊和不能冶炼不锈钢的历史。”随后,杨树棠又来到资渝钢铁厂,带人研制出一种新型炼钢法——“资渝炼钢法”。杨鞍生说:“当时,美国人也在搞这种实验,可爸爸他们走在了前面。”

   同样来到资渝钢铁厂的李松堂,负责设计、制造、安装了一套新型钢轧机,产品质量被国外誉为“中国最佳产品”。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六人同受国民政府委派,做为接收大员,来到鞍山,负责接收当时中国领土上最大的钢铁厂——“昭和制钢所”,从此,六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抵鞍后,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成立,六人都出任协理(副总经理),靳树梁为第一协理,另一名接收大员邵逸周则担任总经理。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当天,六人均被人民的军队保护起来(邵逸周已飞赴台湾),并被告知:“毛主席有指示,你们都是人才,一定要好好保护”。几天后,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刘云鹤特意将六人请到家中,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自此,他们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人自己制定了复工计划

   新鞍钢成立后,六人全部留用鞍钢。此时的鞍钢破坏严重,当务之急,就是复工。

   复工,需要先制定一个计划。王之玺曾撰文回忆道:“我们回厂后,我和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同李大璋(经理)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将工厂详细看了一遍,边看边议,回来后考虑复工问题。领导研究后派我们4人制定鞍钢全面复工计划,同时也让(留用的)日本人提个复工计划。我们4人由我牵头,大致用了3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讨论研究提出了一套鞍钢全面复工计划方案,送李大璋审查。由于我们提的方案比日本人的生产规模大,经党组织和厂领导研究后决定按照我们提的方案组织复工工作。”

    当时鞍钢划分为8个部——采矿部(统管各矿山)、炼铁部(兼管烧结)、化工部、炼钢部(兼管耐火、铁合金)、轧钢部(统管轧钢各部)、制造部(统管各机修、轧辊钢锭模等厂)、动力部、运输部。6人的分工是:李松堂为轧钢部总工程师,邵象华为炼钢部总工程师,杨树棠为制造部总工程师,毛鹤年为动力部总工程师,王之玺为计划处副处长,靳树梁则协助副经理郝希英领导全公司的业务。

    恢复生产,缺少器材,于是,发动工人捐献器材,杨树棠曾回忆说:“只见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潮水般地运往厂区……我和同志们每天都到那里寻觅急需的器材,找到了大、小电机和变压器等许多有用的器材,这对恢复鞍钢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只用1个月的时间,人们就把中型、小型、中板等轧钢厂开动起来。

    恢复生产的关键是炼铁,炼铁需要先修复高炉。时值冬天,能不能在冬季施工,谁也拿不定主意。日本技术人员认为冬季施工质量不保险,可形势又不允许等到春暖花开时再动工。艰难的抉择中,杨树棠想起在德国留学时,曾经看过的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厂资料,那里一年之中有10个月是寒冬天气,他们如果不在冬季施工,又怎么能建成钢铁厂呢?杨树棠认为,只要加强采暖保温措施,完全可以保证质量。这一想法,得到大家的认同。施工进展十分顺利,一年内3座高炉相继投产,创下我国钢铁冶金史上的一个奇迹。

    困难接二连三。当人们修复了两座10吨固定式小平炉后,浇注的钢锭常出现裂纹,影响板材质量。杨树棠认为“这是含硫高造成的”,日本技术人员却说“钢锭化验含硫量不高。”争执之余,杨树棠日夜守在小平炉上观察炼钢过程,终于认定:炼钢时钢水里的硫太高,出钢时又加了锰铁,才导致钢锭化验时含硫不高。于是,采取措施,在冶炼时保证残锰不小于0.2%,炼出来的钢铸锭再没有裂纹了。杨树棠的回忆中说:“工人们看到中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有见识,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都感到无比喜悦,越发和我亲热……”

    很快,电力系统恢复了、选矿破碎系统恢复了、炼钢炼铁系统也恢复了……1949年7月9日,鞍钢全面开工,史称“七九开工”。大会上,王之玺被推荐发言,他还与杨树棠一起,荣获鞍钢授予的一等功臣称号。随后,王之玺又进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曾撰文回忆:“毛主席问我:‘你这个钢铁专家是英美派,还是德国派?’我答:‘是中国派。’他亲切地笑了,并问:‘转炉是什么样的炼钢方法?’我说:‘转炉的炉体可以转动,炉内装入铁水,靠吹入空气或氧气发生热量,除去铁水中的杂质,炼成了钢。’主席又问:‘转炉比平炉有什么好处?’我回答说:‘转炉设备简单,投资少,建设快,生产效率高,炼一炉钢只需要30分钟。平炉则需要10到12小时。’主席听了点了点头……”

几句话促“三大工程”顺利展开

    鞍钢全面开工后,他们依然努力着、奉献着。

    1952年春天,新中国的第一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鞍钢“三大工程”(兴建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高炉,均为苏联提供设计及成套设备,由鞍钢自行建设安装。)项目正式展开。然而,到了5月底却无法大面积施工,已任基本建设系统设计处总工程师的李松堂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轧钢设备那么多,不在现场放好各设备的中心线相互关系的控制线,是不能大面积开展施工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听后赞同道:“你说的这个办法完全对,大家就这样开始吧!”此后,“三大工程”才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于是“中心线”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李松堂也成了众人皆知的“名人”。他曾回忆:“我记得当时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就下令给施工单位的各级负责人:‘以后苏联专家所下的命令,都须事先征求李松堂的同意后再开展工作,李松堂所说的话,则可以不征求苏联专家的同意就执行。’这当然是组织上对我莫大的信任和鼓舞,但同时也增加了我的责任感。”

    此时,鞍钢已成立了中央试验室,并批准了中央试验室进行铁水预处理试验项目。时任中央试验室主任的杨树棠退休后曾撰文回忆说:“接到任务后,我便同雷天壮、陈永定(二人均为副主任)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用粉笔画出了各种各样的预处理铁水设想,搞了几套方案,最后决定采取从沟里台阶下吹入压缩空气代替氧气的方法……可缩短炼钢时间15%,节约平炉矿石和石灰石各30%,这就为进一步研究‘连续炼钢’奠定了基础。这项试验本身,已远远超过了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者注)。当今,盛行于日本的“最佳精炼法(ORP)”可分为3个独立的氧化阶段,而我们的铁水预处理试验则可一气完成……”

    邵象华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冶金教材——《钢铁冶金学》,他还自学俄文,他的女儿邵贝羚说:“家里的地上摆满了俄文单词卡片,爸爸天天晚上背这些卡片。很快,爸就学会了俄文。很快,爸就能翻译俄文书了。当时翻译书籍的时候,请来一批专业学生翻译,由爸爸进行校对,经常是爸爸已经校对完了,新的翻译稿还没有拿来,那些翻译学生都感到很大的压力,也由衷地佩服他。”邵象华翻译的这本俄文书名为《钢冶金学》,目前依然是国际公认的炼钢权威专著……

多才多艺 多彩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六人中,有四人相继离鞍。

    最先离鞍的是毛鹤年。鞍钢成立不久,他就被调到东北电业管理局任总工程师,负责恢复整个东北的电力系统。

随后离开的是靳树梁和王之玺,两人都是1950年被调离的。

靳树梁被调到东北工学院,在那里,他一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冶金专业最高学府,并出任首任院长。但是,他依旧心系鞍钢,他的孙子靳国强告诉记者:“在东北工学院期间,按着周总理的指示,爷爷每天晚上都要听鞍钢生产的汇报,做出指示。”

    王之玺离鞍后,先后到中央重工业部工作、冶金工业部担任要职。

    最后一个离鞍的,是邵象华。1958年,他被调至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

    在新的岗位上,四人均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靳树梁在解决高炉结瘤、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等方面成就非凡。

    毛鹤年主持了中国第一条22万伏、33万伏、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并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王之玺组织制订我国第一套钢铁产品标准和全国统一的钢铁生产操作要点。

    邵象华则被授予中国工程技术的最高荣誉——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

    1955年,靳树梁、王之玺、邵象华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毛鹤年则在1980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邵象华还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两院资深院士。

    杨树棠和李松堂则终生与鞍钢结缘,1990年,两人都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并长年担任鞍钢顾问。值得一提的是,“鞍山科学会堂”几个字,还是在杨树棠的穿针引线下,请陈云题写的。原来,1985年鞍山科学会堂落成时,当时的市科协负责人找到杨树棠,询问他能否通过时任北京市人大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春茂(建国后鞍山第一任市委书记)请聂荣臻元帅题写“鞍山科学会堂”几个字,杨树棠当即给杨春茂写了信。不久,杨春茂回信说,聂帅由于身体原因,写字有困难,可以请陈云题字。杨树棠征求了有关领导的意见后给杨春茂回信,最终,“鞍山科学会堂”几个字由陈云于1986年3月题写。

    生活中的六人,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靳树梁爱好古诗词、善书法、工篆刻,还下得一手好围棋;杨树棠喜欢钓鱼;邵象华喜欢踢足球,会拉小提琴,晚年酷爱古典音乐……

    最多才多艺的,恐怕非李松堂莫属。他的女儿李丽琳说:“爸爸喜欢游泳,会拉胡琴,爱唱京戏,而且只唱旦角。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我唱《苏三起解》。”在李丽琳的描述中,李松堂是一个“心宽,学什么像什么的人”。“文革”期间,李松堂被下放到一个木工班,落实政策时,他已精通各种木工活,被木工班的师傅们评定为“五级木匠”。采访时,李丽琳给记者展示了一个李松堂亲手制作的小木盒,木盒上找不到一颗钉子,做工精致。不仅如此,李松堂还学会了蹬缝纫机和织毛衣,去世前一天,他正准备给自己织一顶毛线帽呢。

……

    杨树棠,2002年10月9日卒于鞍山,享年95岁;邵象华,2012年在3月21日卒于北京,享年99岁;王之玺,2001年1月20日卒于北京,享年95岁;靳树梁,1964年7月5日卒于沈阳,享年65岁;毛鹤年,1988年10月2日卒于北京,享年77岁;李松堂,1993年12月10日卒于鞍山,享年85岁。

    采访结束时,毛鹤年之子毛渝生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爸爸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当年出国留学时,一心想着如何报效祖国,根本没有过留在国外过舒适生活的念头。”

    这样的人生,何等朴实又何等高尚!

 

 

在德国留学时的六人。前排左一为李松堂,左四为邵象华,二排左四为王之玺,右一为靳树梁,后排左二为杨树棠,后排右二戴眼镜者为毛鹤年

 

20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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